其三，张履祥认为，严教才能让子孙成为贤者，过于溺爱则会导致子弟不肖。他说：“子弟童稚之年，父母、师傅严者，异日多贤；宽者，多至不肖。其严者，岂必事事皆当？宽者，岂必事事皆非？然贤不肖之分恒于此。严则督责笞挞之下，有以柔服其血气，收束其身心，诸凡举动，知所顾忌而不敢肆；宽则姑息放纵，长傲恣情，百端过恶，皆从此生也。观此，则家长执家法以御群众，严君之职不可一日虚矣。”他反对父母溺爱子弟，认为溺爱只会使孩子是非不明，沦为不肖之徒。这样的孩子长大后，不仅会败坏“家声”，甚至可能“陷于刑戮”，故父母应“勿以幼儿而宽之”。当然张履祥认为，虽然必须自幼就实施严格的教育，但是在家庭教育的实施过程中，严厉并非事事正确，宽容亦不是事事都错，而是说总体而言应该严厉。严厉是对子弟成为期望中的人才的高标准要求。《战国策·触龙说赵太后》：“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长远。”这就需要父母督促孩子从小就养成良好的习惯。现代教育家叶圣陶先生指出：“教育是什么，往简单方面说，只须一句话，就是要养成良好的习惯。”心理学家威廉·詹姆士有段名言：“播下一个行动，收获一种习惯；播下一种习惯，收获一种性格；播下一种性格，收获一种命运。”一种良好的习惯，在开始养成阶段少不了严格，一旦养成，就会终身受用。
其四，教育的成败，还在于一生的师友选择，看其是否能以贤者为师友。人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因此在读书过程中如何选择书籍、选择老师、选择朋友事关一个人的德业成就。朋友之间的交往，是因为“道义”而在一起，交往长久，成为世交旧友，才能相互依靠，祸福共担。张履祥重视教育中的环境熏陶，在选择老师方面认为，经师易得，人师难求。他说：“师必择其刚毅正直、老成有德业者，事之终身。”据《示儿》所书，他为自己的孩子选择了“嘉兴屠先生、海盐何先生、同县邱先生、乌程凌先生”等几位德业高尚的人师。在选择书籍方面，他在《训子语》中明示：“读圣贤之书，亲仁义之士，则德可以进，业可以修，其益无穷。”要有良师益友帮助自己成长，就必须善于知人辨人。只有知人，才能亲贤人远小人，从而安身保家。张履祥列举了二十多种“贤人”与“不肖”的特征，对贤与不肖之人做了具体而细微的辨析，如“贤者必刚直，不肖者必柔佞；贤者必平正，不肖者必偏僻；贤者必虚公，不肖必私系；贤者必谦恭，不肖必骄慢；贤者必敬慎，不肖必恣肆；贤者必让，不肖必争；贤者必开诚，不肖必险诈；贤者必特立，不肖必附和；贤者必持重，不肖必轻捷；贤者必乐成，不肖必喜败；贤者必韬晦，不肖必裱襮；贤者必宽厚慈良，不肖必苛刻残忍……”这些论述具有真知灼见，在现代仍是评判品德高低优劣的标准，在选择朋友时仍具有借鉴价值。
《训子语》语言凝练，情意真切，教导子弟时，也是循循善诱，推心置腹。语气如师友般语重心长，像几个人围炉夜话，听智者娓娓道出琐碎生活中做人的道理，令人自觉地升华为对生活的智慧抉择和对生命的自足自信。张履祥以儒家的伦理规范来教育子弟，包含的内容很全面，在最后他再次强调其家庭教育思想的宗旨：“大要是正伦理，笃恩谊，远邪慝，重世业。而以守身为本，继述为大。”这种教育思想，是一个乡村教育家和一位在艰难处境中寻求修身养性之道的儒者，在社会发生重大变故的过程中，站在现实的角度对儒家克己复礼精神或理学格物思想在生活中的具体化。他的有些教育方法与实践可能因为时代的限制而存在着一定的片面性，但是，其中提出的许多问题和建议仍然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和借鉴。应该说，《训子语》给后人留下了一笔丰厚的教育思想遗产。
学校教育的发达，科学的昌明，知识经验获得的多渠道等因素，使传统家训在现代社会渐渐被人淡忘。但只要家庭生活存在，伦理规范仍然需要家庭作为首要的中介来传播。这就需要家长开发教育的智慧，将传统伦理道德的精华与时代精神相结合，让孩子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我们可以结合个人家庭的实际和时代的新要求，因时因人制宜地改编出适合自己家庭的《家规》或《家训》，而张履祥的《训子语》将会是建设良好家风的一个重要参考。
除了组成本书第一部分的《训子语》一书，张履祥也在与友人或弟子的书信之中，经常谈论如何教育子弟、如何读书等问题，其中特别著名的有《答颜孝嘉论学十二则》《与何商隐论教子弟书》，这两通书信的名字是后来被收入《清经世文编》以及各种文选、方志时编者所取。在前者之中，张履祥从为学始于立志、以圣贤为师、为有用之人、知劳、明理、择善、修己、择友、惜阴、慎习、学理义、行孝道等十二个方面提出为学与立身之道，后者则重点指出如何以敬畏、诚实来根治子弟们的傲气与浮气。张履祥写给长子张维恭（1657—？）的书信《示儿》两篇，可与《训子语》一书参看，也可与《先考事略》《先世遗事》这两篇记述先人事迹的文章结合起来。张履祥结合自己的幼年经历来教育儿子“有志向上”“耕田读书，承先启后”，知道生存的艰辛，知道如何选择师友、如何做到忠信笃敬。而在《先考事略》《先世遗事》等文章当中可以看出张履祥的一片纯孝之情，如其中感叹：“今日欲得一杖之加，其可得乎？痛哉，痛哉！”父母对他的教诲，他终身不忘，为了教导后人故而详细记录。
张履祥论教育的代表作还有《澉湖塾约》与《东庄约语》这两种著名的学规，正如陈弘谋所说，其中指点了“彻上彻下工夫”：在对学子每日的读书与言行提出严格的要求的同时，切切强调不可辜负“七尺”“父兄”“师友”，也就是他说的“吾人生于天地之间，当为可有不可无之人”，学子的“为业”与“修德”必须结合起来。至于具体规则，如学者的通病——五闲：“闲思虑，闲言语，闲出入，闲涉猎及接闲人与闲事”；为学“功夫须是绵密，日积月累，久自有益”，以及“尤忌等待，眼前一刻，即百年中一刻”，等等，至今仍可作为座右铭。张履祥不写应酬文章，但对于友人恳请的书斋题记之类的文章，却从不拒绝。在《全集》中有《困勉斋记》《始学斋记》等多篇，如《困勉斋记》以农事比喻一个人的修身过程，很有意思。还有一篇《自箴》，选择以“自”相组合的一百个词，围绕自我修养提出了一百条劝诫；《辛丑元旦春联》则是寓教育于祝愿之中的极佳对联；还有《补农书》的《总论》也多有与家庭教育相关的论述。上述两类与《训子语》相关的文章，作为“补编”。除此以外，另附严辰与本书译注者所作的传记，以便“读其书”而“知其人”。
本书以同治江苏书局版《杨园先生全集》为底本进行点校、分章、编号，参校了康熙四十三年（1704）海昌范鲲主持刊刻的《训子语》二卷本。因体例限制，原《训子语》分卷标示予以删除。此外，点校参考了陈祖武先生点校的《杨园先生全集》（中华书局 2002 年版）；注释、翻译参考了张天杰、徐金松等选注的《张履祥诗文选注》（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4年版），张天杰、郁震宏著《张履祥传》（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6 年版），张天杰著《张履祥与清初学术》（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1 年版）等。
译注，主要分为三部分。“今译”，将文言的原文翻译成为白话文，以紧扣原文为原则，译文的字句在原文中都能找到依据，而原文的意思则在译文中都能得到落实。也有少数有助于理解原意的补充信息，一般用括号来作标示。“简注”，因为另有“译”，故本书的注释较为简明扼要，主要针对生僻的字词标了汉语拼音，并作了解释；文中涉及的人名、地名、书名，以及引用的古书原文、典故、术语等，作了简要的介绍，信使、仆人等一般不作注；人物第一次出现，予以详注，再次出现则简注或不注。“实践要点”，不方便在“注”或“译”中加以讲解的，诸如本则家训所包含的要点的概括，所隐含的道理在实践上的古今异同，以及在认识上的误区等，作一些必要的说明。
本书的导读，由张天杰、余荣军合作完成；《训子语》部分，由余荣军负责译注并撰写实践要点等；补编部分，由张天杰负责译注并撰写实践要点等，张天杰还负责全书的统稿等工作。本书一定还存在诸多的不足之处，恳请专家、读者批评指正！
本书的编撰，还得到了桐乡市委宣传部、桐乡市文联，以及乌镇镇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在此特表谢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