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康子给孔子安排了一个“从大夫后”的职位，相当于元老院顾问，享受老干部离休待遇。这么安排，既保全了孔子和鲁国执政的面子，又能保证孔子就鲁国施政发表自己的看法，一举两得。

季康子的施政理念比较激进，他是鲁国历史上少见的铁血执政，对加快春秋晚期奴隶制经济制度的瓦解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即改变“田赋”。经济制度是政治制度的基础，如果这一政策加以推行，孔子的政治理想将完全破灭，所以孔子是极力反对的。季康子非常尊敬孔子，但从来没有把孔子当成神，他自己认定的事情，就一定会做下去，孔子对此也无可奈何。

孔子在政治上的保守是出了名的，学生冉求因为支持季康子的“土改”工作，被孔子好一顿臭骂，甚至还和冉求断绝了师生关系。为了表达对冉求等激进派的愤怒，孔子说：“求，非我徒，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可见冉求的激进对保守的孔子带来多么大的感情伤害。

不过孔子也知道冉求在政治上是依附于执政季康子的，恨屋及乌，孔子对季康子也没有多少好感。季康子曾经问政于孔子，孔子抓住机会，对季康子冷嘲热讽，下嘴非常刻薄，毫无政治家风范。

比如季康子问过孔子三个问题：一、如何治理国家；二、如何解决盗患；三、是否应该多杀坏人以正社会风气。孔子的回答只有一个：“子帅以正，孰敢不正？”你自己身正就不怕影子斜，你自己克己复礼，就不愁别人和你南辕北辙。

孔子对季康子破坏“先王之法”非常不满，但孔子在社会道德层面对季康子的劝谏还是非常有道理的，比如季康子问孔子：“如何才能让士民尊重我，听我的指挥？”孔子答：“这个很简单，你尊重百姓，百姓就会尊重你；你当以孝为先，以慈爱为本，百姓自会对你忠心耿耿。选贤与能，给所有人上进的机会。”

孔子也同样和鲁哀公讨论过这个问题，哀公问：“何为则民服？”孔子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治国其实就是治吏，用贤与能，庸猾之辈就没有上升的空间，则百姓受益，反之，则百姓遭殃，历代兴亡都是遵行这条规律，没有例外。

当然，孔子是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来看待治民的问题，其实这并不奇怪。任何历史人物的一言一行都不可能超越他所处的历史时代，岳飞也不是无产阶级的代表，但至少可以说孔子是开明的地主阶级。

纵使孔子有百般不是，但仅凭孔子与鲁哀公讨论中的一段话，就足以受到后人的爱敬。事出于《说苑·政理篇》，哀公问孔子有什么办法可以增加老百姓的财政收入，孔子就说了三个字：“薄赋敛。”只要做到减轻百姓的经济负担，老百姓自然就会富起来。

哀公有些不解，质问孔子：“如果大多数人都富了，我岂不是就穷了？”孔子劝他不要这么紧张，要相信老百姓的善良，“未见其子富而父母贫者也”，只要老百姓富裕了，自然会有更多的余钱交税，而不是在老百姓还穷馊馊的时候就恶狠狠地抢老百姓的救命钱，相比之下，后世一些昏君还不如孔子。

《论语·颜渊篇》记载鲁哀公问孔子的学生有若如何才能使国库充盈，有若的办法是：“百姓足，君孰与不足？”只要老百姓有钱了，国家自然也就有钱，如果百姓穷得喝西北风，君主一毛钱也收不上来。有若的经济思想和孔子是相通的，或者说有若是受到了孔子的影响。

孔子虽然能够对鲁国执政施加一定的影响，但毕竟孔子只有发言权而没有决定权，只能无限感伤地怀念他的政治偶像周公姬旦。都说孔子是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实际上真正开创儒家思想的，是周公旦。孔子曾经说过：“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只是将在春秋时尚未成熟的儒学打造成一种强大的思想体系，地位有些类似于词史上的南唐后主李煜。

孔子老了，他曾经在梦中遇到周公，在现实中郁郁不得志者往往都会在梦中才能驰骋于江湖，求功名，不朽于万世。对于一个经历了太多风雨的老人来说，他最大的幸福就是能儿孙绕膝，安度晚年。

只是让孔子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唯一的一个儿子孔鲤却先孔子而去，只留了一个年幼的孙子子思（有一些学者认为子思是孔鲤的遗腹子）。人生三大至痛之一就是老年丧子，孔鲤的撒手西去，给孔子造成的感情伤害有多深，可想而知。

更让孔子揪心的是，自己已经来日无多，一旦自己不久于人世，嫡孙子思怎么办？最可行的办法，只有把子思交给自己的一位学生，让他来代养子思，孔子最终选择的是他的高足曾参。实际上曾参虽然才学多博，但他在星光灿烂的孔子学生中并不是最耀眼的那颗星星。最耀眼的那颗星星在孔鲤去世不久也离开了人世，他就是颜回，死于公元前481年。

相比于儿子孔鲤的去世，颜回的死，几乎导致孔子精神世界的彻底崩塌。虽然孔子拒绝了颜路要给颜回置办外棺的要求，因为孔子要平等地对待每个学生，但孔子对颜回的死还是痛不欲生，无法接受。